一九二九年的时候，我三十五岁，一个人在哈尔科夫热闹的乡下住，没有孩子和妻子，邻居们都不错，他们说惯了俄语——至少血管壁上已经烙上大高加索山脉的泥土，血液如同伏尔加河的分支——所以在听到我唱起乌克兰的民谣时很震惊。有人问我：弗洛斯特先生，我能跟您学点儿乌克兰语么？我眨眨眼睛：不，我才不教你呢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我的波兰朋友，希卡普·巴鲁切尔夫斯基，他年轻的时候是波兰国家民主党的一员，他还太年轻，分不清国家之间的矛盾本质，只是听从领导人的言论：为国家独立而战！波兰青年们。于是他就真的提起霰弹枪去了俄罗斯，他在那儿待了很久。我们就是在俄罗斯相遇，并结下深厚友谊的。那时，地图里的乌克兰还在俄罗斯的版图里，如今又并入苏联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直到今天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，外面的世界如此动荡不安，如果股票有形，那它可真是满天飞。我在报上看到毕苏斯基和阿道夫·希特勒签订《波德互不侵犯条约》时，已经无法想象希卡普有多难过，他应该知道这是个错误，而他的国家曾有一瞬的独立与和平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他在战争结束之后，带着亚丝翠和他们的孩子回到波兰，当然，那时是真正意义上被承认独立的波兰了，他是协约国的军人，所以受到了优待。我送他们上了火车，此后再也没有见面，即使是在成为“敌人”那几年。他的孩子叫作巴特勒·巴鲁切尔夫斯基，他是如此尊重与怀念他的父亲，以至于用他的中间名来作为巴特勒的名字；他的妻子亚丝翠·费雷拉斯卡在十八岁之前都待在中国上海，之后又和她的父亲回到俄罗斯，我和她关系一直不错，当然如果她能不计较我朝她吹口哨这件事儿就更好了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希卡普在五年前寄给我一些信件，我也写给他。我们互相寒暄，问候对方的生活，谁也没有提到战争。我曾在信里说：啊，是这样的，即使我是打孤儿院来的，我也该回到家乡乌克兰。我去哪儿呢？回到首都就不错，至少集中的民风会让我感到一点儿安慰。他回复我：那很不错，如果你感到快乐，你就马不停蹄地赶去吧。——杰克，波兰的首都，我这一生都没能回去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，我知道他的家乡不在华沙，或许是他还没能赶回去就爆发了波兰独立战争，或许他带着亚丝翠和巴特勒身无分文成了难民，这之后他再也没有给我回信。毫无疑问，我们年轻时和恶魔打牌，输得身无分文，如今连唯一的筹码，也要上交给撒旦了。我是、参加过战争，为保卫国家流过血的军人，我的身上和心脏都还有深深的伤痕替我说话，这是我唯一的赎罪。即使我现在才明白，对于国家之间非正义的野蛮交易，他们谁也没放过谁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好吧，我喋喋不休，只想说起艾莎·门泽尔·霍夫曼娜。我们确实……谁也没放过谁，但至少她真的爱过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