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名字叫阿德里安·里斯本。总有人在听到我的名字的时候说：“又是哪个倒霉先生？”事实上——先生这称呼——我就算自认是位先生，我的雌性激素也不会就此罢休。（但谁又让母亲给我取了个这么男性的名字呢？）在我双脚踏进高中之前还没有人将我和洛杉矶联系起来，他们只是叫我“阿德里安”或者“安”或者别的什么。但邦妮不知道从哪个摇滚乐队学来的新颖叫法，酷爱叫我“AL”，因为名字与姓的首字母读在一起实在是太酷了，她这么说，哇，AL，你的代号倒过来是L.A呢，你想去洛杉矶吗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洛杉矶离我们这儿太远了，我从来没想过到那儿，我总是个安于现状的人，我连去巴西萨尔瓦多和父亲一起过圣诞节假都会背后冒冷汗，因为旅途真是让人劳累，父亲和我也并不亲密。所以我总是待在哥本哈根，待在母亲身边，周末的时候我们去逛商场、吃曲奇饼，还有偶尔会喝一些土豆白酒，当然也会在家里，我们尝试做新的食材，然后说说话，再一起笑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在我母亲再婚那一年，我已经收到了国防技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他们向我抛来橄榄枝纯属一个意外，但我还是欣然接受了。我打电话给父亲，例行两个月给他报告我的近况一次，他说他会去哥本哈根找我，因为他决定回丹麦定居了。我不太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，匆忙挂了电话。因为时间流逝，我已经近四年没有看到过他的脸，他年轻时候的照片还放在我的钱夹里，边角皱了。我想他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呢？凭他愈来愈低沉欢快的声音，我想他过得也许不错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邦妮也和我在一起，我们修同一个专业，在同一个寝室，有时也用同一张毛巾。自从进入大学之后她再也没有叫过我“AL”，也没有再问我想不想去洛杉矶，她忙着谈恋爱和修学分，但是偶尔也会和我说些话。那时候嬉皮士多了起来，大街上全是染紫色头发和吸大麻的年轻人（我一直不清楚他们拒绝美国的主流生活到底算不算当时的潮流）；我和父亲隔了两个街区，偶尔去看他，给他带他很喜欢的Ribbenstey。他会一边吃一边夸我，这让我非常开心，开心得有些内疚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在我人生的前二十五年，我就是这么过来的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chapter.1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我记得乔治对我说过一个笑话，在他从技术大学毕业那年有这样一件事儿发生：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几个学生毕业后太过招摇，最后被开除了学籍。我记得这件事被我的教授当做警戒说给我听，而不是笑话。我说这太扯了，哪有这样的人呢。乔治当时笑得很厉害，脸都皱到了一起，加上他穿着去教堂的长袍。我说，这更扯了，哪有教徒是这么笑的？他说我可不在乎，我没有宗教信仰，耶华诞可别想让我屈服。我说，那我可找到这样的人了，被开除学籍的就是你吧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乔治是1965年从国大毕业的，他学数据、测控之类的难懂的东西，也修了点儿俄语，但遗憾的是他在毕业测评里出了点儿差错，没能成为女孩儿心目中的forever No.1，那一年就好像所有人都为之震惊了，说乔治·泰勒也会有失误的时候？事实上谁也不知道当晚他去了哪，在某个酒吧和美女们跳一整晚的舞或者在某个大桥下喝个烂醉，等等。乔治没有对我说起过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但是我承认，能和乔治·泰勒共事是我的好运气。因为他万事总是面面俱到，从他的洗脸巾、沐浴露到文件解密和执行任务。他唯一的污点——就他的原话来说——唯一的污点，就是不该在他十六岁那年去见那个女人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那个女人是谁呢？我和邦妮左思右想，仍然没能得出答案。邦妮没有和我分在一个组，我们隔了一个罗斯基勒到西兰岛的距离，这委实让我伤感。继她的第十七任男友在一通27秒的电话中和她宣告结束之后，邦妮发誓这一生都要一个人过。不过你还是有机会的，哼？她搂着我这么说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我是很欣赏邦妮，但我可不适合近水楼台。我在电话里对她说：乔治·泰勒可是个很好的人，也许你的第十八——她便大吼，噢！AL，总部要安排一位新的“翻译官”换掉亚当，你知道这个消息吗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“翻译官”是我们对乱码破译员的爱称。我对程序码多少有些了解（指导员说适当的涉猎是必要的，尽管我们一头雾水），所以亚当是我来这交的第一个朋友，他是个彻头彻尾的computer lover，我都能想象他以后和他的私人电脑互换结婚戒指，最后结为终生伴侣的情景了。（不过电脑怎么戴戒指呢？）这下总部要把他换走，真让我难过。我对着乔治说，事实上我在自我安慰，我说这下我们亏了，亚当是世界上最厉害的“翻译官”。他一走，我们可麻烦了。乔治拿着新来的“翻译官”的复印身份件，笑了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是的，他本应该笑的。因为新来的“翻译官”是个顶厉害的人物：安德烈·亚历克斯。我从来只是听说他，听说他由父亲抚养长大，很小的时候被轿车压瘸了一条腿，是个走路非常不方便的残疾人。谁也不知道他住在哪儿，或者他更详细一些的资料，这些都被加密了。既然能与乔治共事都是件幸运事儿，那能和安德烈一起工作，一定是上帝对我太过宠爱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我说：他喜欢吃什么，要我准备么？乔治点头，说Wienerbroed，配一些蓝莓果酱。千万别加肉。我说：我以为你会让我煎牛排，我连牛排都买好了。乔治不开心地看了我一眼，说阿德里安·里斯本。我说：是！乔治从不这样正经且不开心地叫我的名字，我不得不顺从地回答他。只见他垂下头，在我以为他几乎要哭出来时，事实上他可能是哭了——他说：亚历克斯是名素食主义者。我说：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他说：你得像顺从索菲亚军官一样顺从他，因为他是名不折不扣的孤傲的人。你千万不要招惹到他。我说：你的意思是，我们以后也只能吃Wienerbroed，再配些蓝莓果酱了？乔治缓缓点点头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噢，不！我绝望地抱住了最后一块牛排。我看见乔治的眼中也闪着和我一样的悲痛。